王离湘:试论“八间道”在中国书法艺术生成中的作用与价值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10-30】    点击:【310次】
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凝练的物化形态,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得以传承与发扬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书法艺术的生成与发展过程表明,惟有变化才是中国书法生命力的基本渊源。那么,这种“变化”究竟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其“变化”的内在构成要素是什么?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与时代价值契合点又在哪里?
一言以蔽之,这个契合点概括为一个字,就是:“间”。所谓“间”,就是两者之间,抑或多者之间的关系。“间”说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有机整体。书法家、书法艺术作品也亦然。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书法家和书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书家本人的道德水准、人文修养等密切联系、息息相关。孤立的书法艺术与孤立的存在的书法家,都是不可能长久的。书法艺术的个性与独立性,往往在“间”中体现出来,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融入到书法艺术的共性和整体之中。譬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黄庭坚《苏轼寒食诗跋》等作品,除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人文支撑,无一不是在“间”中展现各自的独特与魅力。这也正是其作品流芳百世的根本所在。
下面,笔者试图从八个方面展开,全面审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变化轨迹。
——从时间的纵轴上看演变;
——从空间的格局上看差异;
——从有间的审示上看虚实;
——从无间的遐想中看清寂;
——从期间的挖掘中看瞬移;
——从色间的审美中看浓淡;
——从中间的把握中看稍可;
——从心间的表达中看禅定。
由此,我们渐渐找到了其中既对立又统一的认知与兼容体系,抑或从“八间道”的角度,试图揭示中国书法艺术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准确把握书法艺术之“变化”规律
在中华五千年璀璨文明,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书法艺术为什么能够绵延三千多年至今依旧熠熠生辉,受人追捧?中国书法艺术旺盛的生命力到底来源于哪里?
笔者认为,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艺术载体,书法艺术生命力之所以长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于书法艺术形神兼备,能够“变而化之”。这是中国书法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变化”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指出:“变者,天也”。没有“变”,就无法诠释“篆、隶、楷、行、草”书体的演进历史;没有“化”,更无法理解万变不离其宗的书法魅力。那么这种“变化”有何规律可循?
综合来看,这种变化是在“间”中产生而来。“间”字内容丰富,涵义深刻,既有“时间”的度量,也有“空间”的差异;既有“有间”的贯通,也有“无间”的空色;既有“期间”的情感,也有“色间”的意味;既有“中间”的境界,也有“心间”的性情。所以,书法的变化之道始终贯穿于“间”中,表现为变而化之的发展规律。“八间”之中,存在“时间”与“空间”,“有间”与“无间”,“期间”与“色间”,“中间”与“心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四对矛盾。围绕“八间道”对立统一的认知体系和参照架构,认识“八间”,运用“八间”,体现“八间”,从八间道的角度阐述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律,既是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理论的思考,也是对于中国书法人文精神和文化哲学的反思,在这方面具有深远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时代价值。
二、全面认识“八间道”的意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时间”和“空间”
“时间”于书法艺术。时间的概念比较抽象:“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确定时间,是靠不受外界影响的物质周期变化的规律。”在书法艺术中,“时间”最能体现书法的“变化”规律特征。
中国书法是伴随着汉字而生的,文字作为交流信息的工具,在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后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符号体系。《说文解字?叙》中对文字的产生这样描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实际来看,汉字字体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
一是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刻记在龟甲、兽骨等自然物上;
二是东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籀文,主要载体由自然物发展为人造物——青铜器;
三是秦时期的小篆,以竹简作为主要记载工具,间以石刻;
四是汉代的隶书,帛这一技术含量较高的书写载体广泛应用;
五是汉唐时期的楷书,东汉时期毕昇造纸术的发明使汉字及书法景象随之改观;
六是至今使用的行书、草书,书写载体和书写工具更加丰富。
中国汉字,从甲骨文时代的图画、符号的创造到汉唐时代的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到隶、楷、行、草,各种形体逐渐形成。在这一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书法艺术作为一个独立门类独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字之中,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书法的产生、流变,同“文字”一样,是用“时间”来凝练的。特别是做为艺术形式的表现,从“一笔一划、一点一勒,到一篇一句”,无一不是用“时间”来凝缩和记忆。从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发展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诸体,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它所表现出来的书法的变化规律和变化的特征,都是不尽相同。“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反映了不同历史朝代背景下书法的“变化”。清《广艺舟双楫》对书法进行过系统概括:“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魏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意思是清代书法在同一朝代的不同“时间”段出现了四变。康雍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转学赵子昂;嘉庆、道光间则盛行欧体。康有为称这三个时期为清代书法的“古学期”,以晋帖、唐碑为师,所得以帖为多,刘石庵,姚姬传为代表。第四个时期为咸丰、同治时期,转师北碑,为“今学”期,所得以碑为主,以邓石如、张廉卿为代表。因此,“时间”所具有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阐释了书法艺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演变的规律,这种演变反映了每朝每代以及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的精神风貌与欣赏趣向。
“空间”于书法艺术。从概念上说,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两者密不可分。所谓空间,是物与物的位置差异和变化。“空间”能够诠释书法的艺术特质,原因在于书法讲究章法和间架结构。章法体现书法作品的整体,是字与字直接的排版布局,包括幅式、整体的协调性、求变、照应、题款和用印等内容。间架结构是笔画搭配、排列、组合成字的形式和规律,表现字的笔画间组合,既体现在字本身笔画之间的“组合连接”关系,又体现了由这些字组成一幅作品间的整体关系。以隶书为例,其间架结构包括:横平竖直、蚕无二设、雁不双飞、左右舒展、上下精密、重心平稳、相互呼应、重浊轻清、比例相等、参差错综、捺画宜上、捺画宜中、捺画宜下、捺画宜小、左旁宜平、右旁宜中、宜丰勿瘦、宜瘦勿肥、宜穿勿粘、偏旁揖让、避同求异、画距均等、斜中求正、内外适中、向背分明、因字生形、上覆宜宽、横长竖短、横短竖长、左小右大、左大右小、左右避让、上大下小、上小下大、横宜扁方、纵宜长展、内紧外舒、宜选斜捺、左高右低、同字异形等四十余种。
章法和间架结构都体现了“空间”在书法艺术中运用的重要性,共同构成一副书法作品的基本表现,所以“空间”的概念是衡量书法作品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的试金石。在这方面,清代书法家傅山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法艺术主张,强调书法“空间”之美贵在自然。对书法“空间”天然去雕饰的把握,更能展现书法的本质和自然。所以,就书家而言,对“空间”的认知、认识、驾驭和设计是完成一幅书法作品最具张力、最具活力、最具魅力的重要方面。
“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书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相融交错碰撞的基础上,展现出书法艺术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任何新的书法形式和新的书体得到世人的认同,恰恰是在空间和时间上达到完美的结合。研究书法发展史,不难看出,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带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在此期间,各种诸多书法字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真正能够传世,并留于后人可考、可学、可研究的书法作品,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书法精华。显而易见,认识书法,既要从“时间”的纵轴来寻找其基本特征,也要注重从“空间”的构架上找到其美学特质,要在“时间”中做到俱进创新,在“空间”中创造色彩,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地开拓创新,进而发现和挖掘书法艺术与众不同的魅力。
(二)“无间”与“有间”。
“无间”于书法艺术。所谓“无间”,就是没有空隙或指极微小处和精微的义理。比如晋丘道护《道士支昙谛诔》中“研微神锋,妙悟无间;尘之所著,在至斯捐。”就是指精微的义理。书法艺术,追求的就是这种“无间”——“无中生有”的义理。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无中生有”史,篆、隶、楷、行、草的演变代表了每个时代鲜明的艺术追求和独有的艺术特色,每一种字体的产生都基于前代“无”的基础。同样,字体的演变也体现了“无中生有”、“破和立”的发展规律。譬如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角变成有角。
每个时代的书法,都是在前一个时代“无”的基础上产生的“有”。“有”代表是创新,也是“破”与“立”的关系,蕴含着唯物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夏商周三代甲骨、金文的率意而朴厚,秦汉的雄浑与稚拙,魏碑的博大与雄强,晋人的潇洒与飘逸,唐代楷书狂草的谨严和豪放,宋人的重意,明人的尚态,清中晚期的碑字复兴,这些书体的创新过程,就是“破”“立”对立统一、共同发展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破为破中立,立为立中破;破中有立,立中有破;以立压立见真立,以破压破见真破”。
“有间”于书法艺术。所谓“有间”就是“空隙之处”。《庄子·养生主》有云:“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借庖丁阐述其解牛之道,籍此揭示了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书法也是“有间”的艺术,有其必须遵循的书写布局方面的规律。一幅书法作品,无论长短大小,都应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既要考虑字与字、行与行以及通篇的相互关系,又要考虑到幅式、题款、用印等之间的相互配合。这种相互关系、相互配合就是“有间”的规律,是字距、行距、字体构架等书法构成布局的形象化描述。譬如一幅书法作品,要因纸定字或因字确定纸张,格式适当,保持有间。不能安排得顶天立地,拥塞不堪,要四边留白,宽窄适度,行间透气,不犯不离。要做到上留天,下留地,左右留边白,行间也要留出相应的空隙,这样才能做到行列有序,行气贯通。
“有间”与“无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有间”和“无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色”与“空”的关系。弘一法师说过:“空依色,色依空,非空非色,非色非空,乃是一事。”这种非色非空的思想使人在入世的挣扎奋斗中维系着出世的洞达直观,寄泊着萧然疏远的境界体验。反映在书法艺术中,就是提倡静逸、古淡、萧然、淡泊、空寂的书境追求。如东晋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云:“……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
书法中的“有间”与“无间”,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书法创作时,思想意识在前,但纸是空的,即是“无间”;落笔以后,意识形成了,变成了书法作品,成为“有间”,这就是“空”与“色”的转换。全面、客观、辩证地把握这对关系,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中,做到“无中生有”、“有中生新”、“新中生情”、“情中生意”。
(三)“期间”和“色间”。
“期间”于书法艺术。“期间”的概念可以从日本茶道的禅语“一期一会”进行理解。所谓“一期一会”,意思是一生的时间里只和对方见面一次,因而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对方。以这样的心境融会到茶道的仪式里,通过一系列的茶道活动,最后完成时达到静心清志,由内到外自然涌现出一种“一期一会、难得一面、世当珍惜”之感,使参与者的精神境界接受一次洗礼。
书法作品恰恰也是“一期一会”的艺术。同一书法家,在不同时期写出的书法作品,和同一个时期不同时间的作品,受当时心境、环境、身体状况,甚至索墨对象等客观情况的影响,书写的风格是不同的。譬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环境气氛中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书家悠闲自然、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颜真卿《祭侄稿》则是面对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国难家仇的情境下写的,书家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的情绪跃然纸上。书法作品是瞬间完成的,是“此时此刻”的情感流露,体现了“期间”规律。
“色间”于书法艺术。“色间”也就是色彩。墨分五色,中国书画的精妙之处,奥秘在墨色变化之中。所谓“书画同源”,墨色浓淡在书、画艺术中均有所体现。就画而言,墨色的浓淡,不但能分出山峦的远近、花草的荣枯,更能传达出特殊的韵味;就书法而言,用笔浓淡变化,能够体现一种精气神韵。欧阳询云:“墨淡则伤神彩,墨浓则滞毫锋。”《广艺舟双楫·碑评第十八》论述:“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因此,“色间”是书法艺术必须把握的技术要领,“色”的运用,是书法达到艺术境界的必由之路。通过“色”中“黑与白、浓与淡、枯与润、大与小、密与疏”的对立统一,以及线条的“断与连、粗与细、大与小”等诸多变化,最终产生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美学感染力。
“期间”与“色间”的辩证关系。“期间”和“色间”是相互依存、互相统一、不可分离的整体。书法艺术表现为静态,展开于空间,流动于时间,能够抒发情感,造化心灵。原因在于书法线条和墨色的运用变幻无穷,或连、或断、或形断神连,浓淡干湿的变化、节奏韵律的变化、线条形态的变化以及情感波动的变化,都是在“期间”当中完成。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每一副经典作品无一不是“期间”和“色间”的完美统一。南朝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强调书法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因此,在书法艺术中,要做到娴熟的运用“色间”,把握好“期间”,这是一名书法家书写作品时必须遵循的规律法则。
(四)“中间”和“心间”。
“中间”于书法艺术。从书法艺术角度出发,“中间”属于哲学范畴,也就是“儒、释、道”所倡导的中庸、中和、中道。儒、释、道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释家强调自我修持、“发见真性”;《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譬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说:“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於戒律,精於定慧,证於心源,妙於个悟,至其极也,亦非心口可传焉。”一代大家黄庭坚的书法也受到禅学的影响,曾对其字自评:“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同样,中国书法对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的追求,受到儒、道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其表现不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而是“贵和尚中、兼而有之”。毫无疑问,中国书法艺术无不受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承载了“儒、释、道”互融互补、刚柔相济的文化内容,所表现书法的形式虽然受不同时代、人文修养,精神气质等因素的影响,但共同追求“中庸、中和、中道”的境界,这些恰恰是中国书法作品呈现给世人的要领。
“心间”于书法艺术。“心间”是什么?心就是思想,寄托了书法家本身的感情。在这方面,西汉扬雄提出了“书为心画”的著名观点,认为书法艺术作品是书家思想意识、德行、品藻的直接反映。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认为,一个人书法艺术的高下与他的品格修养有很大关系:“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意思是颜氏端庄雄健的风格来自于他的高风亮节。近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指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认为通过书法不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而且可以想见书家其人,人品好书品必定好。在笔者看来,字如其人,书品即人品。传世的书法作品之所以不朽,无一不是在对世人传达“正能量”的美学价值和精神取向。譬如星云大师的“一笔字”,可谓书法艺术独辟蹊径,自成一派。他的口头禅是:“不要看我的字,要看我的心。”星云大师经历了眼疾的苦难,“一笔字”全靠“心”来挥就,以心听笔20余年潜心不辍,终至心手两忘,一笔成书,字里行间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对于观者,则是可尽享艺术之美,感受人间正能量,提升人生智慧。
“中间”与“心间”的辩证关系。“中间”和“心间”都是从主观世界的角度来阐释书法艺术,是相互统一、互为补充的整体。“中间”使人参悟,使人静心,学习到书法所必需掌握的要领,通过融会贯通,达到“中庸、中和、中道”的境界;“心间”代表着书法家的人性,代表着胸怀,代表着真善美,是一幅不朽作品能够传世的精神层面的主要构成因素。心性是灵魂层面的追求,通过书法得到彰显。笔者曾造访敦煌,观赏敦煌的石窟历代高僧书写的经书,感到非常震撼。那些书法艺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为是用心——清静的心、无欲的心、无为的心,来进行精神层面的体验。因此,书法通过“中间”和“心间”来共同抒情达意,给人以美学价值和精神享受。书法写得好,不光是美,还有善,我们心灵在书写过程中会得到提升。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书之为法,乃书为心性,法为规矩。这或许就是书法生命力之所在。
三、“八间道”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时代价值
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是文化学研究的基石,就其蕴含的价值而言,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凝练的物化形态,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是因为它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来源于中国的文字,而中国文字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劳动,来源于中华的文化哲学,体现了中华文化“以天为则、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承载了中华文化“儒、释、道”互融互补、刚柔相济的基本内容,构成了中华文化“托物言志”、“书为心画”的基本表达。简而言之就是:“心行造化,自然而然;千变万化,万象天成。”
“八间道”正是书法艺术规律的具体体现,是赏析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是书法艺术生命力“变化”之所在。现在,我们姑且用四句话概括:“间”中有道,“变”中有术,“文”以载道,“术”以传神。这是对“八间道”中四对矛盾的高度凝练,集中体现为“间”。“间”字贯穿其中,“道”表现其理,“变”表现其本、“文”表现其身,“术”表现其外,“神”凝聚人心。
——空间与时间体现了书法变化之“势”,根本遵循是“以天为则”。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反复提到“道法自然”的概念。老子《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说,“道法自然”是中华文化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而“以天为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根本遵循。“天”是什么?并不是简单的天空之天,而是规律、法则、大势。在时间与空间的作用下,从仓颉作字伊始,文字由原始图画、符号向不断向篆、隶、行、草等形体发展、演变,书法伴随着文字的变化,产生了不同时代尚韵、尚法、尚意、尚态等风格多变的书体。由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变化所体现的字态形体、书法流派和美学特质,无一不是在时间与空间交错融合的基础上,以“敬天法祖”的态度去学习和应用自然规律的结果。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代表,由此延伸到整个文化领域,要把“以天为则”作为首要原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
——无间与有间阐释了书法形成之“因”,根本方向是“以民为本”。文字承载着文明的进步。古文有载,《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字的产生使人类摆脱了蒙昧,进入了有历史记录的文明社会,代表人类生产生活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书法艺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甲骨文取代了结绳记事,标识着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了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顺应了“书同文”的历史潮流,隶书、草书的出现方便了社会生产生活,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书法从无到有,每一步的发展和演变的方向,都深深地打上了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烙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是中华文化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历朝历代持续最久、影响最广的哲学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化形态,书法的演变与时俱进,书法的发展方向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一脉相承,这正是继承弘扬中华文化“为民”精神的生动体现。
——期间与色间彰显了书法精神之“魂”,根本特点是“以人为本”。人文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坚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强调人的精神自觉和道德自律,故有《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同时还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训诫,强调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德”为本,“不役于物”的“人本”特点。书法作为表现书家心灵情感的艺术,蕴含着作者个人强烈的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其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觉悟、精神境界直接决定着书法的质量和意境。古人云:心正则字正,字如其人。书法所构建的精神家园,与《诗经》《离骚》等文学作品的实质相同,区别在于表达的方式,由于因时不同而造成了笔墨线条和墨色变化,喜则舒、怒则险、哀则敛、乐则丽,既有国难家仇的悲愤,也有慷慨赴难的大义,还有悠闲自然的飘逸,亦有沉稳笃实的厚重,故有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真实写照。毋庸置疑,“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既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书法艺术创新发展必须坚持的精神和灵魂。
——中间与心间蕴含了书法内涵之“神”,根本追求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为千年以降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在儒家来看,自我修行的目的,就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达到“求其放心”、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故有子曰“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禅宗来看,人性即佛性,只缘迷于世俗观念、欲望而不自觉,需要显现真如本性,故禅宗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在道家来看,天人本是合一,但由于人丧失了自然本性,因此要“绝圣弃智”,解放人性,重归自然。总而言之,儒释道的传统都追求“天人合一”,这与书法艺术在承载儒释道互融互补思想内容的基础上,通过“中间”与“心间”表达其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追求中庸、中和、中道的境界是不谋而合的,都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精神与物质的统一。
综合来看,“八间道”体现了书法艺术从产生、发展、变化、传承的基本脉络、基本规律和基本矛盾,认识“八间道”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也是透过现象认识书法艺术本质、规律的过程。认识“八间道”,对于我们认识文字、书法的时代性、历史性和现实性,了解历代文人的人文情怀和哲学思辨,领悟书法中所体现的中华美学、心学、力学、哲学、文学这些大学之道,保护和维系中华文化的根脉,铸造中华民族的灵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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